每当我想起方毅同志，在内心里对这位老领导、老远亲，就充满了敬意和怀念之情。斯人已经逝去，但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就像昨天的事情。

我和方毅同志都是厦门人，而且是远亲。我的姑姑嫁到方家；我的四叔又与方家联姻。姑姑家住在厦门的梧桐埕，那里住了好几户方姓人家。小时候我常到姑姑家去，时常同邻近的远亲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有个孩子叫方清吉，年龄与我相仿，是同我一起玩耍的一位小朋友。

1928年我考进了厦门大学，在预科理组学习，住在叫作“囊萤楼”的学生宿舍里，先住在一楼，后住在二楼。那时，方清吉在厦大搞地下工作，住在囊萤楼的一楼。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也很少打招呼。实际上我对他的工作更不了解。我的姑表弟方虞田是他的远房堂弟，他们更熟悉，经常来往。

当时学校里并不宁静，国民党当局时常来抓人。有一次，一个便衣进了我们的教室，问有没有一个姓卢的，我吓了一跳。辅导我们的助教立即回答说没有，便衣就走了。我不知他们为什么来抓人，也不知要抓的姓卢的是哪一位。幸好助教很机警，回答得直截了当，否则，说不定我就会被带走。

方清吉住的一楼时常受到便衣的注意。但一楼对外有好几个门，出入方便，便衣经常扑空。

后来听说方清吉离开了学校，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直到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才听方虞田说，是他把方清吉送走的；送上了船，投奔革命队伍去了。

1949年福建解放以后，我在《福建日报》上看到有一位省政府副主席叫方毅。有人告诉我方毅就是方清吉，原籍是厦门梧桐埕，脸上有一片红痣。后来在省里开会，见了方毅副主席，果然就是当年的方清吉！我们都十分高兴。我冒出的第一句话是：“你当了大官了！”他也笑着对我说：“你成了大科学家了”。故人相见，两句玩笑话使我们开怀大笑，谈话十分亲切融洽。

以后方毅同志调出福建，到了上海，又到了北京。我仍在福建搞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彼此很少见面。后来，方毅同志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我除了在大学教书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方毅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们身处两地，仍然很少见面。

这时方毅同志的职务很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工作很繁忙。他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让科学家来担任院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1980年5月，方毅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说：要尽量吸收科学家参加中国科学院领导工作，对这一点绝对不能动摇；没有科学家参加领导，还像什么科学院！院长也应当由科学家来担任，而且不要搞终身制。方毅同志这些想法，经过中国科学院党组讨论，又报经中央同意，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中得到了贯彻。

1980年底，一天我在福州接到北京中科院党组成员打来的电话，说院党组决定让我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的代主任，要我赴京报到。我应召来到北京，当时的院党组副书记李昌同志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即将召开，准备在大会上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领导人之一。我听到后很紧张，想到我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对科学院这么个大摊子，心中无数，怕不能胜任工作。思之再三，我给方毅院长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提出辞谢。两天后，方毅院长约我到他办公室，笑着对我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借机说了自己的想法，任务艰巨，自己不是那样的料，当不了院领导。方毅院长仔细地听了我的话，对我谈了科学院的现状，又谈了科学院的发展方向和科学家应起的作用，特别强调，院长、副院长不是科学家就不像个科学院。听他娓娓而谈，我简直无言以对。作为一名党员科学家，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服从中央的安排。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了，方毅同志在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在随后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我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院长的工作给我很大压力，我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依靠院领导一班人和各级领导干部，把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期间我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我遵循着只有多向中央请示汇报的原则，仔细处理科学院的工作。代表中央分管科学院工作的方毅同志，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大讨论。

在我任院长不久，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提出异议，说：从我国的情况出发，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应在基础研究方面花很多的力量。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曾有过多次讨论，不同的时期曾有过不同的提法，但粉碎“四人帮”后已经形成了共识。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方毅同志代表中央做了工作报告，明确地提出，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3年之后，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批示中，又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距中央这个批示仅仅9个月，正当全院上下努力贯彻这一方针的时候，有人又提出科学院的办院方针问题，科学院很多人不理解，很可能又要带来一次折腾。在随之而来的大讨论中，各方面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如果按照这位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单提大抓应用开发，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有违民意；但如果方针不变，则很难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难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我感到困惑。后来，有关部门派调查组到科学院进行调查。在各方面意见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调查组反复考虑，提出了一个上下都能接受的提法，即“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发展研究，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调查组的报告。1984年1月，方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方针。历时两年的办院方针大讨论，才告一段落。

我在工作上得益于方毅同志的帮助，真是太多了。

方毅同志从国务院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我常去探望他。这时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谈话就轻松多了。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以书画自娱，生活得很潇洒。他的书法很有功底，广为世人知晓。他的国画也颇具特色，在外却鲜为人知。一次我去探望他，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仍侃侃而谈，我们谈得很愉快。临行，他拿出一幅自己画的国画作品，要送给我，我受宠若惊。他说，这幅画你先不要拿走，我送去装裱，等裱好后再给你。他为别人想的就是这样周到。

现在想起这一切，都仿佛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时间毕竟逝去了。只有那幅裱好的国画，如今我还珍藏着，寄托着我对这位老领导、老远亲的思念。

（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