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玉珊学长是1937年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的同学，他比我小两岁，在全届25位同学中年龄最小。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第五天，我们同船启程赴英，抵英后同在伦敦就学（他在帝国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专攻飞机结构；我在伦敦大学学习物理化学，专搞放射化学），都在伦敦大学注册攻读高等学位。我们也都住在伦敦市，相互过从，每个月经常相约郊游。特别是年龄相近，心地一样纯朴，又都搞理工科，相互切磋，交称莫逆。1939年夏，我们都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位工作，相约转学美国，先后到加州继续研究。他在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随铁摩辛柯教授研究结构力学；我稍有改行，在南加州的加州理工学院随鲍林（Pauling）教授研究结构化学。其间仍前后见到几次面。不久我们又先后接受中央大学聘约，已订好同船回国的船票。嗣以Pauling教授认为我刚改行搞结构化学，国内这方面工作条件估计困难较大，动员我多留一段时间，我随即改变同行计划，退掉船票。谁料这一别竟是相见恨少，此后40多年中只在北京、西安两地见过两三次面。特别是1985年在西工大晤面时，玉珊同志已因脑血栓后遗症行动困难，基本上只能在宿舍里工作。但看到他仍坚持编著文稿，认真指导研究生工作，这种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我实在是自愧不如！嫂夫人胡荫华同志和我有同攻化学之谊，还偶尔见见面，从而能随时了解到玉珊同志的一点情况。

玉珊同志治学严谨，敢于提出创新的学术观点，善于集思广益，存同求异，对党和国家的教育、科技事业无限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坚韧不拔，诲人不倦。他辞世即将两周年了，作为一位学友，我怀念他，他看远一点、走前一点、搞深一点的治学作风和工作精神，值得我学习，也值得青年学子学习！

1989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