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6日，是慈祥的父亲卢嘉锡百岁诞辰。
回想2001年6月4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悼念的日子里，父亲的往事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1951年夏天14岁的大哥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干（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离家，当时我还不到5岁。那以后多数时间，我是父亲身边子女中最大的一个，再加上“文革”中曾帮父亲写过“检查交代”材料，所以对父亲的记忆和了解可能比弟妹们要多一些、更细致一些。由此，我产生了把这些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写下来的想法，虽然零零星星，但日月积累，竟写下了几万字。我企望通过这一段段往事的回忆，让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真实的父亲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希望对后人有所启迪。必须强调，文中所述许多为外人所不知晓，绝大部分是我亲自经历、目睹，或是从小到大在家时听父母亲对我说的；只是为了叙述连续，从他人所写关于父亲的传记和回忆纪念文章中，少量引用了与我的记忆能相印证的零散片断。
“我们家是台湾人”
文革前，我们家一直自称是“福建厦门人”；文革后报上又说我们是“台湾省籍”。对此，社会上有人存在着一些疑问。其实，和其他许多背井离乡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一样，这里包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记得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在饭桌上对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严肃地说：“我们家实际上是台湾人，祖居就在当年郑成功接受荷兰人投降的赤嵌楼附近的‘米街’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台湾，你们的祖父还很年轻，他不愿当日本臣民，带着新婚的妻子——也就是你们的祖母——和年少的弟弟妹妹，陪同他年迈的祖父，和几个朋友一道渡海来到厦门定居。”他又告诉我们：“当时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在大陆被人看不起；再加上有些海盗受日本人豢养唆使，为非作歹，专干些骚扰福建沿海、杀人劫货的勾当，因为越海而来，被称作‘台湾浪人’，更使普通百姓加深了对台湾人的误解。你们的祖父在厦门办私塾，家塾叫‘留种园’，他不敢亮明台湾人的身份，自称是‘龙溪卢家’（龙溪原是福建省的一个县，20世纪50年代与海澄合并，称龙海县，现在是地级漳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到了我读书的时候，想到我们家确实不是龙溪人，就根据自己出生在厦门填成‘福建厦门人’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工作时申请入党，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为了便于我向组织上全面汇报家庭情况，他特意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家世。记得其中谈到：迁居台湾前我们家祖辈住在福建永定，到台湾后几代人都是办私塾的，仅我的曾祖父19世纪90年代任过云林“县学训导”这样的教育部门小官（父亲专门加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祖母家则是台南附近安平镇的“土著望族”。这封信我请单位党支部书记过目，他却当成我的“思想汇报”收起，再也没有还给我。
父亲还曾告诉我们，祖辈离开台湾时，在台南留下了祖父三个叔叔的家人和一些房地产。1927年春六叔公去台湾收房租时曾带着幼年的父亲同行。但后来台湾家境败落，厦门家人与岛内的亲戚也完全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1978年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我们家与台湾的这段历史渊源才逐步为世人所知。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要带领农工党中央考察团到闽西老区开展智力扶贫，福建永定有关方面与父亲联系，我们才第一次听说，“永定卢家”实际上是宋代从北方迁来的“客家人”。现仍居住在永定的卢家人讲的是客家话，而我们家的祖辈移居台湾后与闽南移民生活在一起，就改说闽南话了。这些情况父亲原先是否了解，我们就不清楚了。
偶遇成挚友
父亲1937年夏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生，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萨格登教授从事放射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1939年夏以论文“人工放射性研究”（主要内容以“放射性卤素的化学浓集法”为题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化学会会志》上发表）获得博士学位。（照片1）因为公费留学期限未满，经导师萨格登教授推荐介绍，于当年秋天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化学家、后两获诺贝尔奖的鲍林教授指导下做客座研究员（即今天所称“博士后”）。
刚到美国，好心的中国同学带着他在学校四处参观，见一个亚洲人正在实验室做实验。一看这个人脸圆圆的、长得白白的，想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土地，父亲忿忿地对陪同的中国同学大声说：“他一定是个日本鬼子！”只见这个人抬起头来，看了父亲一眼，又神情冷漠地低下头做他的实验。看到这个人似乎一点听不懂自己说的中国话，父亲更确信这是个日本人了。
没想到在周末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父亲又遇到了这个“日本鬼子”。看到两人相见时惊愕的表情，相识的中国同学赶紧过来介绍：“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吧，这是钱学森博士，这是刚来的卢嘉锡博士”。一谈起来，父亲才知道，那天钱学森博士正在专心致志地做实验，根本没有听清父亲“责骂”他的话。结果，他抬头一看来人矮矮胖胖的，反也把父亲当成“日本鬼子”而不屑理睬！两人不禁相向哈哈大笑。
从此，父亲与钱学森先生结成挚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钱先生见到物构所的工作人员时还关切地问：“老卢怎么样？是不是也被打倒了？”但是，一直到文革后父亲再次对我们谈起他与钱学森先生相识的这段“奇遇”时，还是奇怪地说：“谁都知道我说话的嗓门特别大。他做实验怎么会那么专心，以至一点没听见我在‘骂’他呢？”
当时与父亲一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还有袁家骝、林家翘、张捷迁等许多人。大家友好相处、过从甚密。（照片2）一直到四十多年后，美籍华人科学家、当年与父亲同室居住的张捷迁教授（东北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学空气动力学，后改为从事大气动力学研究，因为我是学大气科学的，他算是我的学术前辈）访华时来家看望父亲，我陪着父亲接待，张教授还对我说起父亲当年的笑话：“你父亲不会做饭菜，每次中国同学聚餐，他只能‘自告奋勇’饭后去洗碗。”
因为父亲在美国孤身一人，又不会做饭，平时住的吃的都有劳美国房东。好在父亲对吃住从不挑剔，只是周末去中国餐馆吃点中餐，既解思乡之情，又算改善伙食；有时还跑到小酒吧去喝点饮料、休闲一下。几年下来，他与许多中下层美国人也有所接触，还在那里学会了不少民间的口头语言。
心系祖国、思念亲人
父亲出国期间，母亲吴逊玉带着我年幼的大哥留在厦门，靠父亲每月留学生津贴的结余寄回国维持生活。抗战前外祖父在英资厦门太古洋行供职，可是1938年日本侵占了厦门，太古洋行关闭，外祖父失业在家。母亲与大姨母曾同住外祖父家，大姨父在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任教。日本占领厦门后，一次姨母上街遇见日本兵，不知是未能及时让路还是没有哈腰问候，竟被罚跪在地上抽耳光。姨母面颊红肿地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后来就出国去菲律宾了。母亲则带着大哥逃难到福建内地。战乱中父亲的汇款往往不能按时寄达、甚至半路丢失，母亲往往还得自己设法谋生。她当过电话总机接线员、教过小学，甚至带着大哥去挖过野菜。她思念着父亲，盼望着早日抗战胜利、父亲回国。
父亲在国外也时时思念着母亲。1944年，父亲到美国国防委员会马里兰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战时军事科学研究。记得父亲对我说，因为他在英国留学时曾经从事过放射化学研究，所以参加美国国防研究时有两种选择：或是参加原子弹研究，或是常规爆炸品的研究。但原子弹研究属于美国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研究的外国人必须断绝与本国的一切联系。父亲想到母亲在国内，经济上还要依靠自己从美国汇款过去，于是决定从事密级较低的普通军事科学研究。后来，父亲由于在燃烧与爆炸方面的出色成绩，曾获美国国防委员会奖励。
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都爱放鞭炮玩，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一次吃饭时他对我们说，他有一个朋友是研究炸药的，一天夫妻同在实验室工作，丈夫探头去看新制成的炸药，没想到上衣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滑落下来，当即引起爆炸，夫妻和在场的助手三人二死一伤。他以此告诫我们接触燃烧爆炸品时要特别小心。他还说过，有一次他们在野外进行爆炸试验，一阵巨响，一座大楼就倒下了；试验场附近有个工地正在拆楼，看到这边一下炸掉了一座大楼，赶紧派人来问是否还要试验，如果要的话，拿工地上正在拆的楼房当样品就行，省得他们那么费劲去拆。这是我儿时记忆中仅有的两次父亲谈到他从事过爆炸研究。
回国之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父亲坚决抛弃了国外的一切，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的愿望，也带着对亲人的思念，立即准备启程回国。他处理掉了大部分私人用品，包括当时还十分珍贵的收音机、电唱机，只留下一些专业书籍、自己多年科研积累下来的研究笔记和计算尺、英文打字机等少量教学科研小用品。那时跨越太平洋的海上航线刚恢复，洋面上二战期间布下的水雷尚未清理干净，航行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父亲不顾一切买了船票，乘坐允许载客的第一班客货两用轮，1945年11月21日离开美国，在海上漂泊半个月，12月6日回到上海。办完各种手续后，他又买了上海到厦门的船票，乘坐一艘小火轮（那条船吨位很小，载货又多，航行时船舷紧贴着海面，船舱全在水下，相当惊险，用父亲的话说“就像坐潜水艇一样”——没想到这句诙谐风趣的话，文革中差点给他带来大祸）回到厦门。这时已是1946年1月初了。
1937年夏天父亲离家出国时，我大哥还不到半岁。转眼八年半过去，大哥已快满9岁。父亲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让母亲带着他到小学课堂上去见儿子。战争结束、全家团圆，刚满30岁的父亲憧憬着国家复兴、家庭幸福。
二战结束前夕父亲还在美国的时候，就曾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分别邀请父亲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战时联系困难，父亲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约谈，父亲同意到浙大任教。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父亲走。两校互不相让，父亲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建议父亲常住厦门、同时在两校任教，每两年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三个学期、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学期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表面上得以解决。于是，父亲1946年春天先在厦大讲课（照片3），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浙大还与厦大一样，任命父亲为化学系系主任。“大概他们是想用这个头衔把我留下来吧。”父亲后来对我说。父亲讲课概念清楚、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声音洪亮，深受学生欢迎；与系里其他教授也相处十分融洽。1947年春，父亲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校前，化学系学生会发起、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照片4）可是厦门有自己的家，厦大又是自己的母校，父亲还是谢绝挽留，回到了厦门。
1947年暑假期间，校长找到父亲说，抗战胜利后学校刚从福建内地迁回厦门，科研教学仪器和化学药品奇缺；台湾被日本人占领了那么久，现在日本人走了，可能会有些旧的物品留下来，你去一趟台湾，设法帮学校买些便宜的仪器药品吧。于是父亲时隔二十年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虽然厦门家人与岛内亲戚早已完全失去联系，但是父亲对养育了祖辈几代人的这块土地仍然带着特殊的感情。
在台南，父亲抽空到“米街”去看了看，他幼年来台湾时住过的祖居已经荡然无存，原来住在这里的亲戚也不知迁居何处。一天他与人谈完公事，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父亲原来就是这里的人。”不想过了没几天，有位老太太听说此事，带着一个年轻人来找父亲。老太太说：“我妹妹从小与一个私塾先生订婚，那年日本人来，天下大乱，他们匆匆忙忙结婚，不久就迁到大陆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她并且说出了妹妹的名字和小名。“我看她连你祖母的小名都说得准确无误，只能尊称她‘大姨母’，叫那个年轻人‘表弟’。”父亲后来对我说。
几天后，父亲离开了台湾。没想到，这就是父亲最后一次“回故乡”。19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开始解冻时，我曾问父亲：表叔还能联系上吗？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从台湾回来后因为忙，没有及时再与表弟联系。没想到不久后两岸隔绝，而且延续这么长时间，现在我连表弟姓什么都忘了。”今天，家中只留下父亲当时拍摄的一张台湾少数民族同胞舞蹈的照片，见证着当年他的故乡之行。（照片5）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父亲曾多次在北京、福建接待过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乡亲和学术同行，不少台胞盛情邀请他到台湾走走看看。他也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会晤学术同行、寻访失散多年的亲人。可是由于他的身份为台湾当局所不容，此事终成为他离开人世前的一大遗憾。
生活日渐艰难
父亲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从美国回来的。他期盼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祖国能走上“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可是眼看着国民党政权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他对蒋介石集团很快由抱着幻想变成失望。父亲虽然在英国、美国生活了8年多，但是看到帝国主义者在祖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对此切齿痛恨。1948年，他曾和厦门大学王亚南、林砺儒等教授一起，在厦门《星光日报》上发表“笔谈”，抨击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一天，父亲正准备搭校车去学校，突然听到妇女的惊叫声，一看，是几个美国大兵竟在光天化日下企图侮辱中国妇女。他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冲过去，用英语痛骂这几个美国兵。美国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猛然听到他们“熟悉”的“国骂”，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看到的是一个西装革履、30岁出头的中国人正与他们怒目相对。当时在场的一些厦大青年教员担心父亲会吃亏，纷纷打算上前保护，现场气氛一时剑拔弩张。所幸美国兵看到这边中国人人多势众，而且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恐怕触犯众怒，不敢过分造次，最终悻悻离去。大家都为父亲的正义行动所感动，也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些骂人的话教科书上不可能有，是当年我在美国小酒吧里学到的。”父亲后来对我说。
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祖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时月薪讲的是每月“多少斤大米”，到发薪水时再按当天的米价折算成钱币来发放。父亲是著名教授，而且同时在厦大、浙大任教，拿两份薪水，应当说家庭生活是比较宽裕的，可是也难免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他在浙大任课时，就“学习”其他人的做法，每回领了薪水，除了平常生活开销所需外，剩余的钱买一些金华火腿存放起来，以这个办法来“保值”。可是半年下来，等到从库房拿出火腿准备带回厦门去的时候，发现有的已经被老鼠啃坏了！
回到厦门，物价涨得更快了。同事们一领到薪水，马上跑出去买米、买油盐酱醋、买柴火，剩下的钱就买一切可以“保值”的东西。可是父亲却死守着要办完一天的公事，晚上才回家。等第二天母亲拿着父亲头一天领到的薪水上街买东西时，物价已经又涨上去一大截了。终于有一天，家里没米下锅了！母亲只能忍痛卖掉与父亲结婚时定做的一对戒指，买回一些大米。“那上面刻着我和你妈妈两个人的名字呀！可是30年代我和你妈妈结婚时家里也不富裕，打的那对戒指很小，换回来的米也够吃不了几天。”父亲对我说。连教授的生活都这么艰难，一般百姓的日子就更可想而知了。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秋天，父亲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那时，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已经开始，国民党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父亲在繁忙的授课任务之余，多次在深夜和几个密友一起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知道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前线节节胜利的消息。当时一些名牌大学都是著名的“民主堡垒”，学生中进步势力很强，教师中也有不少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主教授”。父亲在浙江大学还收到地下党给他寄来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原籍，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于是，他加快授课进程，提前完成课程任务回到厦门。
返回厦门后，国民党曾派人劝说父亲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统治已经彻底绝望，设法回绝了。当时，父亲还兼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理事长。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全国解放在即。5月，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领袖、厦门大学的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宣布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将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父亲即以厦大校友总会的名义致信，欢迎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新政协时顺道到厦门大学检查工作，这封信公开刊登在当时校友会的《厦大通讯》上，实际上是向海内外昭示了厦大师生拥护新政协召开的共同心愿。当时的厦门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父亲的这一行动无异于“老虎屁股拔毛”。果然，在国民党厦门市政府任职的老友黄克立先生偷偷来家说，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建议父亲到香港暂避一阵。父亲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可在厦门，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要想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出逃，谈何容易？再加上母亲当时正怀孕，他更不能走。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父亲白天照常工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为了避免让特务们找到更多加罪的“证据”，深夜母亲入睡后，父亲偷偷地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从事爆炸研究的科研工作笔记一本本全部销毁了——那其中包含着自己多少年的心血啊！
局势越来越紧张。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仅因公开声称反对“戡乱”，就被以“共党嫌犯”的罪名逮捕入狱。一天，身为厦门“警备司令”的特务头子毛森叫父亲去“谈话”，父亲以为特务要对他采取行动了，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幸好到那里后，毛森只是抱怨厦门大学“共党活动猖獗”，要父亲回去帮着“训导学生”。父亲胡乱应付了几句，赶紧离开了这杀人魔窟。
1949年夏天，厦门大学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声明旨在“时局艰危时期保存学校文物，策划员工及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由汪德耀校长担任，父亲被以教授会代表、校友总会理事长的名义推举为副主席。由于校长公务繁忙，又在准备出国讲学，所以应变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多由父亲主持。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父亲领导“应变委员会”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活动，设法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资助困难学生。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父亲还不顾自己也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8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些文章，介绍、宣传父亲解放前夕是如何自觉、英勇地参加反蒋斗争的。“我那时的觉悟其实没有那么高”，父亲看到这些文章后这样对我说。父亲告诉我，当时他痛恨国民党，但对共产党的了解也仅限于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正像他当时对朋友说的一句话：“我不相信共产党来了我就没有饭吃！”。事实上，父亲也是到文革后才知道，厦大“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父亲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源于一股正义感、对学校的责任感，以及困境中的学生和教职工的同情心。
1949年10月15日傍晚，八叔卢万金在轮渡码头边上的饭店里举行婚礼。自九叔万山少年时代夭折后，八叔成为“留种园”卢氏家族第二十三代迁厦一支最小的男丁。抗战期间，年轻的八叔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不幸被捕入狱，抗战胜利才出狱。现在饱经磨难的小弟步入婚姻殿堂，作为“五哥”的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担任了主婚人。新人及家属、宾客入座，证婚人讲完话，突然远处传来枪炮声，而且越趋激烈。父亲意识到：解放军开始攻打厦门了！他马上宣布婚礼结束，安排主人宾客迅速离席。父亲回到同文路厦大宿舍，已经怀孕八个多月的母亲突然感到阵阵腹痛。他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枪炮声中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一人，一旦临产，上哪儿找车上医院呀！幸好，母亲腹痛可能只是枪炮声惊吓所致，经父亲尽力照顾安抚，她的腹痛逐步减轻，父亲才松了一口气。
当晚父亲一夜未眠。第二天，学校没法去了，父亲在家里一早就听见解放军的炮弹从房顶上飞过，准确地命中国民党军阵地。紧接着，解放军攻进城里。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毛森逃跑前下令将政治犯全部“解决”。国民党特务当天在厦门监狱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随即仓皇逃窜。厦门人民的英雄女儿、为厦门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共产党员刘惜芬和其他一批革命志士被敌人残忍地杀害，在解放的炮声中永远倒下。狱中的林教授在国民党特务逃散之后才得以脱险回到家中（这里，我也要表达对刘惜芬和为解放厦门献身的其他革命烈士，以及已经去世的林教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可能是父亲在厦门的声望使国民党特务不得不有所顾忌，也可能是解放军挺进神速使他们未及下手，父亲终于渡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而安然无恙。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解放后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刚到任的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在千头万绪中约请父亲长谈，征求他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一席交谈，推心置腹，使他茅塞顿开。曾经险些在解放的炮火中提前降生的妹妹也终于在11月初平安出世。接着父亲又被任命以化学系系主任的身份代理理学院院长，开始参与厦门大学领导层的部分工作。
父亲自此与林书记结下深厚的情谊。后来，林书记调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科教文卫体工作；父亲也先后担任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副校长。组织上，林书记代表党的领导；论私交，父亲把林书记当成可以无话不谈的挚友。1981年父亲到科学院工作后，他带着我前去拜见在北京的他早年的老师、领导和朋友，第一天拜会的就有已调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林老，以及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希陆教授，和已故区嘉炜教授的夫人等。
从“不问政治”到加入农工民主党
早年，父亲是一个抱定“科学救国”理想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解放前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推托回绝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信任父亲、尊重父亲，同时他又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热情高涨，过去“不问政治”的信条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海峡局势一度也十分紧张，父亲受命率厦门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师生内迁到闽西龙岩，1952年春天迁回厦门。（照片6）这时，几个民主党派组织都积极与父亲联系，希望父亲参加他们党派。当时厦门只有3个民主党派组织：民革、民盟和农工党。父亲知道各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都是共产党的友党，都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荣历史。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然拥护共产党，当然愿意参加民主党派。但参加那个党派好呢？父亲费了一番心思反复考虑。
民革主要是由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与国民党有各种渊源关系的人士所组成，父亲觉得，自己解放前就拒绝参加国民党，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也没有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首先谢绝了民革的好意。民盟是最大的民主党派，但是当时厦门的民盟组织成员中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居多，父亲是搞自然科学研究的，担心自己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较少，参加民盟后与其他成员的思想交流不那么顺畅。相比之下，农工党虽然组织较小，但成员中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相对较多，与自己可能更容易实现思想上的沟通。
父亲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有了初步想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对农工党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初，他正式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在厦门大学、以及后来在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也先后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有的还先后担任了农工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领导职务。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父亲与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又参加了厦门大学的领导工作，并被选为福建省和厦门市人民代表。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一片新气象，通过亲身体会和耳闻目睹，父亲深深感到：“共产党爱人民”、“共产党关心教育、尊重科学”、“共产党了解我”。正是从这些粗浅的认识开始，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父亲的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从内心逐渐确立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事实上，厦大党组织根据父亲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在解放初就把他列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经过教育培养可以发展入党的重点工作对象之一。不过，父亲当时对此并不知情，这是1981年父亲到北京工作后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厦大党委副书记未力工告诉他的。父亲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和教育培养，参加农工民主党后不久，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平时从不唱歌的父亲饭后踱着方步思考问题时，往往随口哼起乐曲：“索多—西来多索米拉—发……”。当时年幼的我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意义。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段“国际歌”乐曲，它表露了父亲的心声：此时，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正一步一步在父亲内心深处扎根。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时，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5年夏天，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这以后，父亲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1956年春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会议。有一天他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南方，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和自己打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得更近了。
就在父亲参加规划会议回到厦门不久，1956年7月1日《厦门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科学家卢嘉锡光荣入党”。据父亲对我们说，他的入党问题本来早几个月就准备讨论的，因为他要去北京参加科学规划会议推迟了。这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可能因此组织上决定在6月底讨论、“七一”正式宣布。
由衷地崇敬陈嘉庚先生
厦门大学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捐资兴办的。作为厦门大学早年的学生，父亲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倾囊兴学的陈嘉庚先生怀着崇敬、仰慕之情。1937年父亲考取庚款公费生出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特意请友人引见，第一次拜会了正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解放前夕父亲在白色恐怖下的厦门致信陈嘉庚先生，支持他回国参加新政协。解放后陈嘉庚先生在厦门集美定居，父亲也担任了厦门大学的领导职务，由于公务，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父亲在家经常对我们谈起陈嘉庚先生当年捐资办学的壮举。他说，陈嘉庚先生个人生活俭朴，家中平日吃的是“番薯糜（红薯加少量米熬成粥）”加“菜脯（萝卜干）”，却倾尽家产，不仅在厦门市区附近创办了厦门大学，而且在集美镇兴办了师范、航海、水产等几所专科学校和中学、小学、幼儿园，后来人们将集美的几所学校合称“集美学村”。父亲还告诉我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橡胶业萧条，陈嘉庚先生在海外的产业倒闭，个人无力再支持厦门大学的办学费用，于是把厦门大学捐给国家，改称“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以自己爱国、兴学的崇高品德，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敬重，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抗战期间，他奔走于东南亚及国内重庆、延安等地，宣传、支持抗日；他以参政员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公务员谈和平即汉奸”的著名提案，寥寥数字，掷地铿锵、正气浩然；他募集了巨额华侨捐款，支持国内抗日战争。解放后，他又以自己的影响，号召海外华侨捐款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父亲几次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来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厦门大学海滨“五大建筑”（生物馆、化学馆、大礼堂、物理馆、图书馆）工地，告诉我们，这个浩大工程的全部建设资金，都是陈嘉庚先生发动海外爱国华侨捐助的。
父亲还说，他在厦大读书时，学校尚未改为公立，全校上下从教授到学生都称学校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为“校主”；即使后来改为公立，但一直到解放后，陈嘉庚先生仍为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捐助了巨额资金。所以父亲始终尊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1956年底著名福建省籍旅美半导体专家林兰英回国参加工作，父亲专门陪同她到集美拜访嘉庚先生并留影，这是我们家当年仅存的父亲与嘉庚先生的合影。（照片7）
1960年夏天父亲调福州工作，离开厦门前，他特意前去向嘉庚先生辞行。记得那天一早他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乘车到集美，把我们留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大伯家，自己去拜会嘉庚先生，一直到下午很晚才过来带着我们返回厦门大学。（因为去集美时带着子女，父亲事后要向学校交纳用车的汽油费，学校坚决不收，说父亲去拜会嘉庚先生是公务，子女去集美亲戚家只是顺路捎带，父亲这才作罢。这是题外话。）1961年嘉庚先生在北京去世，父亲非常悲痛，特意送去挽联表示悼念。1994年嘉庚先生120周年诞辰时，父亲又一次在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深切回忆了他当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嘉庚先生的情景。
艰难创业——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期间，父亲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并任副院长，同时主持创建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福建省化学研究所一所（后改称物理化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当时，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工业化新高潮，福建省仿效首都北大、清华两强的格局，决定除文理综合的厦门大学之外，在省会福州创办一所理工综合的福州大学，学校的校长、书记都由省委领导兼任，而最初的师资和学生主要从厦门大学相应系科中划出一部分调过来。父亲刚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没几个月，1960年初又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作为福州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穿梭于厦门、福州之间，主持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和学校开办前教学、科研的筹备工作。
那段时间父亲更忙了。我当时正上初二，每天放学回到家，经常看见父亲正与人谈话，有教师、干部，也有学生，还有的是学生家长。多数是来商谈福州大学建设规划和干部、教学科研骨干调配的，也有一些人不希望离开已创建30多年、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厦门大学，而来找父亲“蘑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耐心劝说他们服从大局，到新创办的福州大学去。
不过也有例外。一天有一位老太太到家找父亲，边谈边哭。原来这位老太太早年守寡，已年老体弱，而独生子幼年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她伤心地告诉父亲：儿子曾立志学医以为天下人解除病痛，但最终却因下肢残疾报考医学专业受限，而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母子二人多年相依为命，现在儿子所在班级整体划入福州大学，以后母子分离，儿子生活困难，母亲生活更困难。老太太谈完一走，父亲马上就拿起电话，告诉有关同志：看来这对母子确有困难，应当照顾；他建议将儿子调个班级，留在厦门大学。
1960年8月，父亲正式到福州大学上任。学校校址原是福州郊区一所部队医院，与寺庙相邻。创建之初，校舍还没有建好，条件十分艰苦。教工宿舍厕所不通，大小便都要去楼外农村池塘上木头搭起的露天“厕所”；学生宿舍窗子来不及装上玻璃，四面透风；办公室、实验室是刚迁走的部队医院的旧营房；图书馆是借用相邻寺庙闲置的禅房；食堂是临时搭起的蓆棚。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全校教师、学生一起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父亲不仅是福州大学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还亲自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福州的工资类别比厦门低，调福州后父亲的工资标准降低了；而且这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党员干部减工资。两项合在一起，父亲的工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截。再加上居民粮油定量削减，副食供应奇缺，物价上涨，还要支持亲友，家里生活不再那么宽裕，母亲得了浮肿，父亲也瘦多了。但他照常天天早出晚归、日夜操劳，从不在我们面前说一句叹息的话。当时家里每天的菜蔬就是空心菜，偶尔再熬些海带算是加菜。我们都吃腻了，可是父亲却诙谐地说这是“无缝钢管加钢板”。今天我还珍藏着一张父亲当年搞科研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虽然消瘦，但神情仍然是那么刚毅、目光炯炯有神。（照片8）
父亲不仅为福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日夜操劳，也直接参与了福建省和福州市的事务。1961年夏天闽江发生大洪水，严重威胁着福州市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福州大学紧靠闽江大堤，洪水期间正值学校期末，父亲在主持福州大学教学科研日常工作的同时，参加了抗洪前线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一天深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听，原来是闽江水位不断上涨，大堤随时有漫堤的危险，前方正在与父亲紧急磋商是否把大堤抗洪人员撤退到第二线来。所幸的是后来水位没有继续上涨，大堤保住了。虽然父亲没有亲自上大堤、扛沙包，但是他也为福州市抗洪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61年夏天到1962年，国家为了保证著名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营养，补偿他们从事教学科研时脑力的消耗，决定向他们和其他民主人士专门发放政协餐券。在政协餐厅凭餐券面额交钱，可以吃到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鸡、鸭、鱼、肉、蛋等食品。父亲是福建省当时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当然也领到了政协餐券。那时我和三弟十三、四岁，正值身体生长发育期，饭量大，对油、肉、蛋需求的欲望特别强，真希望能到政协餐厅多吃几顿。父亲理解我们的心情，为了让我们得到长身体所需的起码营养，他每隔个把月带着我们和浮肿的妈妈到政协餐厅改善一下生活。同时他又多次严肃地对我们说：“我能带你们到这里来吃些好东西，这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但我是个党员，党和国家发给我餐券，不是光为了我和我们一家，也是为了让我可以去联系更多的知识分子。”父亲把多数餐券用于招待那些没能领到政协餐券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让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感受到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大家一起渡过了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同时，经过父亲和全校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福州大学建设也已形成规模，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此后，父亲在继续兼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的同时，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由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改建成的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即今天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的建设和发展上来。为了全力搞好物构所工作，1965年夏天，父亲把我们家从福州大学教工宿舍搬到物构所居住。但是，正当父亲自认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挚爱的结构化学研究、大展宏图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
“文革”开始时，父亲和其他许多党员、干部一样，真诚地希冀赶上时代的步伐，可是又没有思想准备，总是跟不上形势，十分被动。记得1966年秋天他曾经给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我写信，说“就连叶飞（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老革命家，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是他亲自检查说的，我真看不出来。”可见当时他心中的惶惑。但是“文革”风愈刮愈烈，不久，父亲作为党员所长、当时全所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理所当然”地也被扫进了“牛棚”。
1968年春天，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我决定回家躲避。这时父亲正在受“审查”，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家写检查交代材料。我陪着父亲渡过了最艰难、也是他思想上最苦闷的半年时光。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父亲吃过早饭，就端着一大茶缸水（父亲是很能喝水的），去打扫研究所大楼（当时所里除了一栋宿舍楼和一些平房外，只有一栋四层实验大楼），一直到临近中午才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就像搞科研一样，父亲劳动是很认真的，四层大楼的间间厕所，都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即使这样，还是有“造反派”鸡蛋里面挑骨头，贴出大字报说父亲“劳动态度不好”。父亲回家心情十分痛苦地对我说：“还要我怎么干呢？那些厕所尿池壁上结了几年的尿碱，都是我跪在池沿上用手指甲抠下来的！”
下午和晚上，父亲就在家里愁眉苦脸、冥思苦想，写检查交代材料。他很真诚地检讨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尽量地“提高思想认识”、“上纲上线”、“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我是当时在家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又在北京大学“经历了文革风雨”，父亲很信任我。为了能够检查得“深刻”，许多材料写出来后，他先让我看看、帮着修改；我觉得应该可以被认可了，他再拿出去交。
但是，父亲对“审查”、外调时涉及的一些具体事情，坚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忘了就是忘了，从不含糊。父亲1930年代大学毕业前后，因祖父突然去世、家境困难，曾在中学兼课任教英语和数学，其间到福州参加过一个月的中学教师暑期培训兼“军训”。文革中有专案组来调查某些参训教师的背景材料。父亲再三回忆，告诉他们：“想不起来了。”专案组人员见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情况，拍着桌子指责父亲：“你不是说自己记性很好吗，为什么想不起来？”父亲回家伤心地对我说：“我当老师从来没有对学生拍过桌子，没想到今天这些年轻人竟然对我拍起桌子来了。”他又说：“我是说过我的记性好，但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化学是我的专业，平常多留心，就记得牢；有些事情不上心，当然就记不住了。再说，参加‘军训’的教师来自各地各校，一个月后又各奔东西；不用说许多人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得住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呀！”
在审查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时，父亲把回忆得起来的事实和事情经过尽量详细地写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认识讲明事情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对一些明显的诬蔑不实之词，父亲据理力争、据实驳斥。跟“造反派”讲不通的，他先后写成几封亲笔申诉信，信封上署我的名字，让我带到市中心的邮电局，挂号寄给当时福州军区的皮定钧副司令员。
每当送出一份“检查”后，父亲经常利用“审查”的间隙给我讲他早年的经历。文革前他为科研教学和行政事务日夜操劳，很少有时间与我们闲聊。现在他被罢免了职务，又被剥夺了科研的权利，除了“劳动”、“悔罪”以外，“赋闲”了。以前，只要父亲在家，他的同事、学生，甚至素不相识、只是慕名而来的陌生人就来到家里，父亲总是与他们促膝长谈。现在，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有的也正在受审查，其余的尽管多对父亲抱着同情心，但也只敢在路上见到父亲时悄悄地点点头、打个招呼。家里十分冷清，父亲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于是我就成了父亲最忠实的听众。
对各种事情，父亲讲得很多、很细。我想，这可能是他被逼着“检查交代”、冥思苦想，把多年已经淡忘的事情回忆起来的结果吧。他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讲得一清二楚，对“造反派”们不顾历史时代背景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很不以为然。我今天关于父亲早年经历的了解，许多都源于当时帮父亲修改“检查交代”材料所看到的和父亲对我叙说时听到的。
文革中的几件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其他几件事。
文革前，父亲一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委员会主任。当时福建省连续多年高考录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自誉为“高考红旗”。文革中，“高考红旗”变成了“黑旗”，有人希望父亲在高压下抛出“重磅炸弹”，以便他们去打倒教育战线的老干部。父亲在检查交代材料中，声明自己从来不赞成“誓保高考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认为片面追求高考录取率，加重了学生负担，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但是对于把“高考红旗”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却表示自己“没看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父亲说“没看出来”实际就是表示“不赞同”）。
当时批判父亲“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罪证之一是“包庇重用大右派黄席棠”。黄先生1950年代初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到厦门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夫妇二人很快都成了父亲的朋友。他学问很好，但平时说话没有遮拦，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去系主任职务、降低工资、下放劳动。父亲觉得他确有真才实学，于是1960年设法把他一同调到福州大学任教，以继续发挥他的业务专长。文革中这当然就成了父亲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父亲的检查交代材料中给自己扣上“重才轻德”、“政治观念不强”的帽子；而对于黄先生本人，除了坚持肯定他“有才”外，父亲只说他是因为“玩世不恭”成为右派分子的，不肯讲更重的话。
即使身处逆境，父亲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1968年夏天，闽江又一次遭受洪水袭击。物构所围墙距离闽江大堤不过百米，我们在家就可以看到洪水汹涌奔腾而下，距离坝顶只有一两米。这时父亲已经被罢免了职务，正在接受“审查”，他不能像1961年那样参加抗洪前线指挥部的工作，但是他仍牵挂着抗洪斗争。为此，他特意找到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他们：“我的老二、老三都刚过二十岁，如果情况危急，就让他们上！……”
说实在话，和物构所其他领导干部相比，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还算是好的。尤德沣副所长是父亲早年的学生，解放前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文革中说他是“假党员”，再加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被罚跪在扁担上挨打，连棍棒都打断了。他实在受不了，1968年4月底留下遗书、触电自杀。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痛心疾首。可是当时父亲自己也在受“审查”、挨“批判”，根本不能在外面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只能偷偷地对我说：“你尤叔叔有缺点、有错误，可是罪不当死，罪不当死呀！”1970年代初父亲刚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就积极主张设法为尤副所长的子女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一直到最后为他正式平反昭雪。
当时物构所的科研人员许多都是父亲早些年的学生。他们对父亲的成就、为人、个人历史都有所了解，许多人对父亲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有的人还偷偷地把所里的动态通过我们向父亲“通风报信”，为争取父亲能早日“解放”“出谋划策”。有一天父亲开完“批斗会”回来对我说，会上喊口号，“打倒”其他“当权派”的口号多数人还跟着喊，最后喊“打倒”他时声音一下小了许多，他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扫了扫，发现许多人这时只是举手做个样子，嘴里却不跟着喊。父亲又告诉我，听说有人还跑到“造反派”头头那里表示：“卢嘉锡是批判对象，不是打倒对象；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造反派”也只能同意对父亲“区别对待”。后来，凡是“斗”其他“当权派”时，父亲必须站在台上挂牌“陪斗”；而“批”他时，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群众的同情和保护使身处逆境的父亲感到莫大的欣慰，也大大增强了父亲重返工作第一线、继续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父亲平常爱说笑话。即使是在挨批斗最频繁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幽默，以此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为了表示“区别对待”，研究所批斗会上给“黑帮”挂黑牌，其他人挂的是木板甚至是铁板，他挂的牌子却是纸板做的。父亲说，纸板虽很大，但却很轻，他低头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批判发言，不知不觉睡意一阵阵上来（父亲没事时爱打瞌睡是出名的，为此他年轻读书时还得过一个“困桶”的外号——“困”在闽南话中就是“睡觉”的意思）。“如果真的睡着了，那麻烦可就大了。”父亲说着，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看看文革中父亲“特务”的“罪证”
父亲“文革”中被扫进“牛棚”，其主要“罪状”，不仅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骇人听闻”的要算是“特务”、“特嫌”。当时“揭发”出来的重要“罪证”和“疑点”还“真不少”。
其一，有人贴出大字报“揭露”说，钱学森教授曾问物构所人员：“老卢打倒了没有？”他们据此推理：“如果卢嘉锡没有问题，钱先生为什么问这句话？”天哪，老朋友关心父亲，担心他文革中的遭遇，本来是一句关切的问话，经过这样砍头去尾、随意曲解，竟变成了父亲有重大问题的根据之一！
其二，有人“揭发”，父亲曾经对人说，他当年在美国生活舒适、科研条件也很好，于是质问：那你为什么要回国？言外之意就是：父亲是带着“特殊使命”被派回来的。父亲回答他们：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了能“为祖国服务”回来的。没想到马上又有人质问：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父亲默然了，回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他们对我回国的动机要怀疑，没有更早回国也要怀疑，难道他们不知道当时正在打世界大战，我想回国都回不来吗？”
其三，父亲在美国期间参加过美国国防科研还获过奖，有人据此说他是“为美帝国主义研制杀人武器的工具”。为此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材料，给自己“上纲上线”。同时他又不断为自己辩解。他说，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规定，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必须服兵役，只有参加国防科研者可以例外，他不愿意当“美国兵”，只能参加国防科研；再说，他在美国参加国防科研的成果，主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用于对日作战。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其四，有人揭发父亲曾经对人说过，他是“乘坐潜水艇从美国回来的”，这不是“美国大特务”又是什么？父亲哭笑不得，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从来没有坐过潜水艇，他所说的原话是“回国到上海后，从上海到厦门乘坐的轮船又小又矮，像潜水艇一样”，好容易才过了关。
其五，根据外单位转来的“黑帮”交代材料分析，父亲被怀疑是好几个“特务集团”的“重要成员”。有人怀疑父亲1947年因公差去台湾并在那里偶遇大姨母和表弟，实际是“特务活动”的一部分。还有一份外来“揭发”材料说，解放前南京中央研究院（现中国科学院前身的一部分）的“一号特务头子”是吴有训（著名物理学家，解放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科院副院长，1980年代去世），父亲是“二号头子”，还亲自发展过几名特务。为此，福州大学军代表、福州军区张副参谋长特意在一次会上“无意中”问父亲：“你认得吴有训吗？”父亲还被蒙在鼓里，顺口回答：“很熟啊！”大概张副参谋长看父亲神态自然，不像“心里有鬼”，对这份材料产生怀疑，这件事才没有“大张旗鼓”追查下去。几年后父亲听说这个情况，对我说：“其实解放前我与中央研究院从无关系，与吴有训先生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是解放后他当科学院副院长，我与他又同为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才熟悉的。幸好当时我回答得很坦然，不然就糟糕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线索”和“罪证”。不过，文革中追查最紧的，可能数临解放时父亲在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中任职的“严重政治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当时的“应变委员会”主席由校长担任，父亲任副主席、主持工作。父亲对“官衔”从不在意，想当然地以为既然自己“主持”工作，那就是“主席”。解放后他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把这段“主席”的经历写进了个人简历。文革中，有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非要父亲“彻底交代”不可。父亲把所能想起的他担任“主席”期间“应变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写出来了，还是通不过造反派的审查。有人还“启发”父亲：“你说的担任主席的应变委员会是经济性质的；还有一个应变委员会，你担任副主席，那是政治性质的！”“政治性质”的“应变委员会”，那不成了安插潜伏特务的组织吗？父亲搜索枯肠，还是想不起来有第二个“应变委员会”。他绝不肯顺着别人的竿子往上爬，最终坚决否认了曾担任“另一个应变委员会”职务的指控。
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才知道，所谓两个“应变委员会”本是一回事，只是自己将担任“副主席”误记为“主席”了。其实造反派“内查外调”，早知道真相，但是为了“讹”父亲交代出“重大问题”，就利用父亲记忆中这么一个小差错而“穷追不舍”。幸好父亲坚决否认，他们无计可施才罢手。
1981年父亲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在北京见到了多年前的老友、解放前夕厦门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熊德基（解放后曾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已去世）。熊老告诉父亲，“应变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实际上是地下党决定推举他担任的，就是希望父亲运用自己的影响，联络、发动各方面人士保护好学校，以迎接解放。父亲去世后，在新华社所发“生平”中写道：“在解放前夕他不顾个人安危，为保护厦门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贡献。”父亲的这一段历史不是“过”而是“功”，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正式承认。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
文革中父亲受“审查”，每天写检查、扫厕所，挨批陪斗，身心备受折磨，但让他最感痛心的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他写检查、“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他写申诉、批驳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一心企盼着能早日重返科研第一线，但境遇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大约是1970年，他突然被 “解除审查”，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虽然以后很长时间他还不能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结构化学研究，但至少是不必再打扫厕所、挂牌“陪斗”了。不过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放”他，这个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开。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科学家，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时的好友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夫妇，在谈话时他们顺便提起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了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他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末两句改了三个字，写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缅怀之情。
俗话说：“好事多磨”，父亲从宣布“解放”到重新安排工作，还费了一番周折。1970年国庆节，父亲被点名参加省里的国庆观礼活动。家里的电话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撤掉了，通知电话打到所里，接电话的“造反派”张口就说：“让他参加国庆观礼？我们不同意！”可是研究所的电话就装在实验大楼的楼道里，这段对话所里许多人都听到了。马上有人偷偷向父亲“报喜”：“你要上省里的‘小天安门’了（那时“上天安门”就意味着恢复政治名誉）！”国庆观礼期间，省领导接见了父亲，告诉他：“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了！”父亲的心情真不知有多么兴奋：他又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了！
可是回到所里，父亲在党员和群众会上再三“斗私批修”，老是有人作梗，就是不让他“过关”。1971年春天，福建省召开党代会。开幕前夕，省里大概不知道父亲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又提名增加他为代表候选人。在物构所党员大会上，父亲顺利当选。当时正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开展 “批陈整风”，并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省党代会期间，叶帅的秘书正在福州，他到会上找父亲，想通过大伯（集美师范首届学生，1980年去世）了解一些陈伯达在集美师范读书时的情况，见父亲正在写东西，顺口问了一句：“你在写什么？”“写检查。”父亲回答。“什么检查？”他十分惊奇地问。“斗私批修材料，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可能是叶帅秘书回去后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省党代会后不久，在省委的催促下，父亲的检查才算通过，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此时经过一番劫难，物构所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主要部分划归省国防工办，有人还提议将整个研究所完全撤销。1971年夏天经省领导决定，父亲在福州大学被宣布“三结合”，任校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段时间，他曾经到工厂帮助改革工艺流程、给工人讲“优选法”，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十分欣慰了。（照片9）后来，经过父亲和其他同志反复陈情，“华东”物构所终于得以恢复，并改名“福建”物构所、重新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父亲回到所里任革委会副主任，这时已是1973年7月了。
尽管父亲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有人总对他心存芥蒂。1975年春天，已经担任物构所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的父亲奉命以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考察组副组长的身份赴美国等国访问，这是文革后他第一次出国。有人又在下面吹冷风：“卢嘉锡这一出去就不会回来了。”这话后来也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对这些流言蜚语非常气愤。一直到1980年代，父亲早已不再提文化革命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可是对这件事却仍然“忿忿不平”。他曾对我说：“要是我现在出国不想回来，那我1945年就不会回来了。1975年我出国不是回来了吗？从75年那时到现在，我又出国多少次，不是也都回来了吗？”父亲就是这样。别人对他的工作、思想观念提出意见，他可以做“检查”、自我批评；提得不对，他事后也不计较。但他决不能容忍人家说他“不爱国”、“出国就不想回来”。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在全国各行各业搞“整顿”，并提出要直接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大学。父亲作为物构所的主要负责人，真心拥护邓小平同志的主张，他以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为蓝本，制定了物构所整顿、发展规划，并力主开展对外交流。可是不久，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各项职务，父亲也被一些人当成了“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所幸的是当时加拿大籍华人化学家林慰桢教授（林教授的祖父就是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老主人、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富商林尔嘉先生）应邀到物构所与父亲搞合作研究，为了表示“内外有别”，对父亲的公开“批判”暂缓进行。结果，林教授与父亲的合作研究尚未结束，四人帮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某些人对父亲的“批判”企图也“胎死腹中”，父亲终于逃过了文革中的“最后一劫”。（照片10）
有人行骗
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
大约是1972年春天，父亲突然收到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化学系教授傅鹰先生的来信。信中写道：“前日令郎老三来家借款二百，言称三月归还，大可不必介意。”看了来信，父亲大吃一惊：“我的老二大学毕业在贵州农村工作，老三下乡插队、刚参加了公社团代会还当选为团委委员，他们最近都没有去过北京呀。再说，我在北京还有其他同事、朋友、学生，老二、老三与他们都熟悉，即使到北京真要借钱，也用不着去找从未见过面的傅先生啊。一定是遇到骗子了！”父亲立即给傅先生发了一份电报，电文仅六个字，言简意赅：“惊悉受骗，憾甚！”北大听说此事，一了解，还有其他几位著名教授家也被骗过钱，而且有的行骗时同样打着我们兄弟的旗号。北京大学保卫部为此专门发了警示通报。
不久父亲到上海开会，才知道上海、南京也有假冒我们兄弟到教授家骗钱的。一天，父亲在电梯里遇到一位在西安工作的老朋友，他对父亲说：“那天你家老三……”“你是第四个！”父亲没等他说完就抢白了一句。看着朋友一脸不解的神情，父亲这才详细告诉他：“最近有人假冒我的儿子到处行骗，你是第四个受骗上当的。”后来，听说福州也发生过类似事情，只是骗子没有得逞。
“骗子抓到了吗？”我回家听说此事后问父亲。“没有。”父亲告诉我：根据几个教授讲述的情况，从行骗时的谈吐来看，这个骗子对我们家相当了解，年龄也与我们兄弟相仿。而且父亲认为，这个骗子应该十分了解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名单，因为上海、南京、西安、福州几位被骗的教授都是连我们兄弟也不知晓的当年庚款留英公费生。不过那年夏天后这个骗子突然销声匿迹，这件事最终成为一件未决的悬案。
其实早自文革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后八十年代父亲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因有人自称是“卢嘉锡的儿女”或“侄儿女”惹出事端，组织上前来调查或者到我们家告状的还有好几起。不过那些多是有人自吹自擂、借以抬高自己，至多就是想以此为个人升迁“拉大旗作虎皮”、捞取一点好处（最让人感到可气、可笑又可悲的，有人文革前自称“卢嘉锡的儿子”自以为得意，不想文革中却成了“黑线上人物”而受审查）。而要说连续在全国几个大中城市行骗、影响如此恶劣，以致惊动了保卫部门的，就数这一起了。
科学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在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全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各省都由省领导任团长、由本省著名科学家组成声势浩大的科学代表团参加。父亲原准备作为福建省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但大会开幕前领导上约请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建议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科学家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名由父亲担任团长。很快，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科学家苏子蘅、李辰、许文思、李河民、何斌、方舵等为团员，苏民生等台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秘书的台湾省代表团组建起来（苏子蘅后来曾任台盟中央主席，其他人也都分别担任过各级台盟、台联领导，现多已去世），父亲以团长的身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开幕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亲耳听到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听到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大会期间，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由福建省代表团团长、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等陪同，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讨论，并与父亲亲切交谈。（照片11）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能够有今天，多亏了文革中周总理保你呀。”父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泪连声说：“是的，是的！”在大会上，父亲的多项科研成果得到表彰。他深切感受到：正像多年来热切盼望的那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施展才华、贡献力量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1979年8、9月间，父亲率领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到芬兰赫尔辛基参加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学术年会，随后到瑞士山城达沃斯参加IUPAC代表大会并列席理事会。其间，父亲与大会主席协商，就联合会章程一些条文的解释取得一致；同时，父亲和参加大会的台湾化学会代表团成员、台湾大学陈发清教授（台湾省籍人士）友好往来，并亲自与台湾代表团的实际决策人王纪五（其父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多次协商、反复交涉，达成谅解。最后大会主席根据对联合会章程条文的解释，以及父亲率领的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取得的共识，郑重宣布中国化学会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化学会组织正式加入联合会，并同意台湾的化学会组织作为单独财务结算的地区性组织继续保留会员资格，从而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方面席位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我国一级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中席位的突破。
在IUPAC会议期间，父亲以大陆台胞的身份与陈教授共叙乡情，也与王先生友好往来。一天交谈时，王先生突然说：“邓副总理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我看大陆就是耗子捉的太少了！”（父亲清楚地记得，在交谈中此君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都是直呼其名，只有这次他尊称小平同志为“副总理”）。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应邀出席中央组织的一次茶话会，他在发言中大胆直接引述了王先生这段辛辣讽刺的话语。出席茶话会的邓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见此情景，父亲一方面为邓小平同志的宏量大度、平易近人所折服；另一方面他也从邓小平同志爽朗的笑声中领悟到：在祖国大陆，“好猫不捉耗子”这段扭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81年5月，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来到北京，担当起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领导重任。
父亲与恩师鲍林
如果有人问我：父亲最崇敬的外国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鲍林（Linus Pauling）！（照片12）孩童时代，我就多次听父亲在饭桌上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提起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导师鲍林教授。
1939年8月，父亲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鲍林教授的指导下，熟练地掌握了从事晶体结构研究的X射线衍射法和电子衍射法等手段，先后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也奠定了自己日后从事物质结构研究的坚实基础。（照片13）鲍林教授曾称赞父亲是他“几个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恩师身边，父亲特别注意观察体会导师的治学、思维方法，发现鲍林教授具有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分子式，他就能大体想象出该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这无形中“催化”了父亲在大学时期就初步形成的“毛估”思维。后来父亲常以他所受鲍林教授化学直观能力的启发为例说：“我发现那是善于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与毛估性判断的结果，这一发现引发我更加重视‘毛估’方法的训练和提高。”父亲经常以此告诫学生：“毛估比不估好！”
工作之余，父亲还旁听鲍林教授讲授的量子化学课程（这是当年一门新兴的学科）。他告诉导师，自己在英国时就研读了鲍林教授与威尔逊教授合著的《量子力学导论——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并且认真地整理了读书笔记。后来，父亲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回国前，正思忖着送什么礼品给恩师，鲍林教授却说：“就把你的量子力学笔记留给我做纪念吧！”
1957年11月，父亲参加中国科学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写信回家时特别提到，听说鲍林教授当年夏天曾访问过苏联。当时中美完全隔绝，父亲为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在国外与恩师谋面的机会而感到十分遗憾。
鲍林是现代杰出的化学家，1954年以“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及其在复杂物质结构分析上的应用”获诺贝尔化学奖。可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界却把鲍林的“化学共振论”当作“唯心主义科学”进行批判。在“一边倒”的年代，父亲作为鲍林的学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父亲崇敬导师、崇尚科学，他于1961年在刚创刊的《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论文，在诚恳地指出“共振论”的局限和不足的同时，更多的是论述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鲍林教授阐述共振论的主要论著《化学键的本质》。鲍林又是一位不懈的和平战士，曾经执笔起草了著名的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与爱因斯坦等共同发起并联络全世界上万名科学家共同签名，196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此时正当中苏论战升级，国内“左”的思潮也日盛，有人指责西方国家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正义战争”。一次几个年轻人来家请教问题，父亲留他们吃饭，饭桌上不知谁提起报上称鲍林是和平主义者，父亲马上不容置疑地说：“在美国，和平主义者是进步的！”
1973年9、10月间，鲍林教授应中国科协邀请首次访华。访华之前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能见到自己“早年的学生”、“曾经在厦门大学工作过”的卢嘉锡。父亲知道后，赶到上海拜见了恩师。（照片14）1981年夏，80高龄的鲍林教授应邀到中国访问。父亲到机场迎接，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诉他：“I’ve just been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我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鲍林兴奋得当场与父亲热烈拥抱！后来，鲍林教授找出他保存了近40年的父亲当年的量子力学笔记寄还父亲。（照片15）如今，这本体现了父亲严谨治学精神、也饱含着鲍林教授与父亲深厚师生情谊的学习笔记，仍然珍藏在父亲工作所在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台湾来信
1986年，父亲收到一封台湾来信。打开一看，信中写道：表哥，你还记得吗？1947年你来台湾时，到了我们家，我陪你去游玩了许多风景胜地；你要离开时，我不让你走，你安慰我说，“没买你的飞机票呀！这样吧，把你装在布袋里挂在飞机尾巴上带走，好不好？”最后的落款是“表妹”。
看了来信，父亲一头雾水。他怎么也想不起当年去台湾时有这么一个“表妹”陪着他四处游玩。说没有吧，信中提到的那些风景区他当时确实都去了；特别是最后离别时讲的那些话，父亲说：“谁都知道我爱讲笑话，这倒很像是我的口气。”没有办法，父亲回了一封信：表妹，年代太长，许多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你能再给我一些提示吗？
没隔多久，回信来了。信中附有一张父母亲结婚照正反面的复印件，照片背面题字台头是“表叔祖父大人留存”，落款是“表侄孙嘉锡敬赠”。信中告诉父亲，这是她祖父留下来的。接着说：现在你不会再怀疑我这个表妹是假冒的了吧。
信中又说，“明年我就满50岁了。根据当局规定，不担任公职的台湾居民年满50的，可以到大陆旅游，到时候我一定来看望你这个大科学家表哥。”照这么一算，1947年她只有10岁。父亲想起来了，当时确有好几个孩子跟着他这个“大哥哥”四处玩。时隔40年，他怎么会记得其中有这么一个小“表妹”呢！
父亲立即给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姑——写去热情洋溢的欢迎信。后来，表姑曾几次来大陆探亲旅游，与父亲共叙亲情。可是再往后父亲身体日渐衰弱，表姑也受家中孙儿拖累，难以出远门，联系就很少了。
父亲和母亲
前面已有几处提到了父亲和母亲。讲到母亲，我不由得想多说几句。父亲和母亲早年都在祖父所办私塾里念书，长大后两人相互爱恋。（照片16）那时，外祖父在英国人开的厦门太古洋行当华人副总经理，母亲算是富家小姐；而祖父虽然私塾办得好而在厦门“小有名气”，但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个“穷教书的”，两家可说是“门不当户不对”。外祖父一开始确不赞同这门亲事，但经不住女儿认准了非此人不嫁，再加有好心人上门说情，也就不再反对了。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母亲披着白色婚纱，和身着西式礼服的父亲举行了当时算是“新派”的婚礼。（照片17）不过“吉日”是大伯选取的，他说农历二月十五是“百花生日”，从这点看，父母亲的结合又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后来父亲经常对人说：“本来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日子，可是我却是在这一天把逊玉束缚起来的。”这段话深含着父亲对母亲一辈子辛劳的愧疚之情。
婚后才一年多，大哥还不满半岁，父亲就出国留学了。抗战期间，母亲带着大哥在厦门和福建内地颠沛流离，受了不少苦。抗战胜利后，父亲回来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内战，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母亲既要为家庭生活操心，更要为父亲的处境担忧。解放后，父亲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1950年代先后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研究部部长、副教务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并被选为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员。母亲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也积极承担义务性社会工作，担任了厦门大学家属委员会副主任，还在当年的扫盲运动中当过夜校义务教师。
母亲年轻时上过初中，解放初这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她解放前曾有工作经历，解放后家委会和夜校工作都干得不错。恰逢国家经济建设大发展，厦门大学要吸收新职工，母亲当然是优先考虑的人选之一。父亲知道后对母亲说：“我的工资高，先让那些低工资职工的家属工作吧！让他们多一个人挣钱养家。再说，我们家里孩子多，也总得有人在家照顾。”于是，母亲最终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一直当家庭妇女。但是，她从事义务服务工作得到厦大广大教职工和家属的充分肯定，先后当选为两届厦门市思明区人民代表，还以职工家属的身份当选为福建省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我们搬家到福州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边是通货膨胀，一边是父亲降低工资，再加上居民减少粮油定量、副食十分匮乏，母亲得了浮肿，还要为日夜工作繁忙的父亲和正在上中小学的子女们的成长操劳。从那以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文革当中，父亲进了“牛棚”，“造反派”跑到家里逼迫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的“问题”。母亲与父亲从小青梅竹马、又共同生活几十年，她了解父亲、相信父亲，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但母亲由此成天担惊受怕，她又不愿意让正身处逆境的父亲思想上增添新的负担，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终于垮了。
1969年秋的一天，母亲在缝补衣服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当时父亲与全所职工全部被集中搞“清队”，只剩12岁的小妹妹在家吓得直哭。从那以后，母亲时而发作癫痫性眩晕，而且越来越频繁。经检查，母亲患了脑膜瘤。1982年春节，母亲病情危重，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久、回福州度假的父亲沉痛地对我们说：“现在形势好了，你们的妈妈却不行了！”说罢失声痛哭。在组织的关怀下，母亲被送到上海华山医院开刀。手术很成功，母亲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当年秋天来到北京父亲身边。
术后医生告诉父亲，他们估计这一刀可以管用10年。但他们又说，由于母亲患的是“地毯式”瘤，附着在脑细血管的部分不可能清除干净，残存的瘤组织几年后还会复发。这话不幸而言中了！1985年起，母亲又开始间或出现神志不清，此后病情不断加重。她于1988年春天回到福州，从此卧床不起。1992年9月30日，母亲与世长辞。父亲流着泪对我们说：“都说夫妻同甘共苦，可是我和你们的妈妈结婚50多年，共苦的时间多，同甘的时间太少了！”
父亲去世以后，2001年6月11日，我们护送父母亲的骨灰到厦门。当我手捧母亲的骨灰盒走下汽车时，不禁含泪轻轻地说：“妈妈，到家了！”是的，自从父亲到福州工作以后，尽管福州与厦门相隔不到300公里、几个小时的汽车即可到达，父亲曾经多少次因公到厦门，可是母亲不愿以重病之身耽误父亲的公事，也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一直到去世，她三十多年始终没有回过故乡。这就是我那身居高位、仍然两袖清风的父亲，和我那心甘情愿支撑家庭、支持父亲，一生默默无闻的母亲！
既是严父，又是慈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既非常严格，又十分慈祥。说他严格，是他经常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说他慈祥，是他从不赞成“棍棒”和“训斥”，总是用说服、教育、劝导的方法，以自己的榜样、民主的家风和他特有的教育方式对我们“言传身教”。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和许多家境较宽裕的孩子一样，在饭桌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吃的就抢，不想吃就扔。每当我们吃饭把饭粒撒得满地时，父亲就用温和的口气批评我们“像鸡啄米一样”，要我们蹲下去把饭粒捡起来。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在家吃饭时，不允许边吃边谈笑，不允许把饭粒掉在桌上或地上，不允许在碗里剩下一颗饭粒，不允许一个人正在夹菜时另一个人从他的手上跨过去抢着夹菜；如果谁违反了这些家规，祖父马上会放下筷子沉着脸斥责道：“不成体统！”父母亲还常说起当年祖父吟诵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情景。时间长了，我们吃饭就规矩多了。
父亲疼爱孩子，但决不溺爱，他有自己特有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上小学时，他曾为我们买了一个以普通白炽灯泡作光源的小小家用幻灯机，和米老鼠、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以及青年共产党员欧阳立安在狱中等幻灯片，让我们自映自看。我们在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潜移默化，接受了道德品质、革命志向和科学知识的熏陶。
父亲在书房看报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把正在一旁看书的我叫过去，指着报上文章中的一个成语告诉我其中的典故，或是摘出报上一句话，分析其中语句不通顺或数据错误之处，有时还让我找出其中的错别字。
在学习方面，父亲始终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我刚学九九乘法表时，很兴奋地背给父亲听。因为刚学，难免有背错的。第二天回到家，父亲拿出一张小小的九九乘法表给我。可是小孩贪玩，没过一两天，乘法表找不着了。没办法，只好告诉父亲，父亲很快又给了我一张，他要我贴在文具盒盖子里面，这样就不容易再丢了。星期天我跟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才知道那是他在工作之余用自己的英文打字机帮我打出来的。
这台父亲珍爱的英文打字机是当年他从美国带回来的，黑色机箱的金属铭牌上刻有“CHIA-SI & SUN-YU LU”的字样。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父母亲英文名字的合写，是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为了表示夫妻恩爱特地刻上去的。（照片18）这台打字机，父亲一直使用到文革期间科研教学工作被迫中断为止。文革后弟弟妹妹又曾用它练习英文打字、打英文文章。一直到后来电脑开始普及，这台打字机也实在太“老”了，才宣告“退休”。如今，这台曾经为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立下汗马功劳、又见证着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的旧英文打字机，已成为家中珍藏的父亲遗物。
父亲主张因材施教，反对拔苗助长。他既主张学生要勤奋，又提倡要用“巧劲”，不赞成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他经常告诉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其中的规律，这是关键，只要找准、掌握了规律，其余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同种类型的难题做出一两道，掌握了规律，其他的就没有必要都去做；当老师最好是把问题“点出”（启发学生思考），而没有必要都“讲透”。我从小学习成绩好，父亲很喜欢我。但他从不在老师布置的功课之外要我多做难题，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点拨我一下。记得我上初三时第一次见到《中学生数学用表》，头几页是“对数表”、“反对数表”，我看了半天不知是什么（那时到高中才学对数），就去问父亲。他觉得以我已有的知识程度和理解能力可以弄懂，就利用星期天上午个把小时的时间，从乘方、指数谈起，给我讲解了对数的基本知识，然后让我自己试算一下。我也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看别莱利曼的《趣味代数学》中有“加法和乘法各有一种逆运算——减法和除法，而乘方却有两种逆运算——开方和对数”这一段文字，于是我比课程提前一年学会了对数。有了对数这件新工具，我做数学、物理、化学题就比同学快，可以腾出时间读更多的书。后来，父亲又根据我学习进展情况，及时让我了解什么是化学元素周期表，怎样使用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等。几个月、半年一次，每次就是个把小时，既不加重我的课程负担，又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至今历历在目。
父亲关心学生成长，教学十分认真负责。1934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化学系助教之初批改作业时，他发现一年级学生陈国珍的实验报告不仅字迹工整，而且对实验现象观察仔细、描述清楚。于是他批阅之后，特地拿着实验报告找到陈国珍本人，给予更多指导和鼓励，两人从此结下延续六十多年的情谊。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国任教，又积极推荐陈国珍出国深造。陈国珍学成归国后成为著名的分析化学家，1962年被选调入核工业队伍，为我国原子弹、氢弹及核潜艇的核燃料纯度质量控制作出了杰出贡献。1981年4月，前来参加厦大60周年校庆的陈国珍献出自己精心保存了40多年的两大本当年英文写成的实验报告。其上父亲红笔批改之处字迹娟秀，而且对实验物的分子式，数据的计算差误和有效数字，一直到英文冠词、介词、代词的用法，都一一指正，还就实验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结论写下详细的修改建议。1937年6月，父亲已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可是他的批改仍然同样一丝不苟。这两本实验报告今天被誉为“师生双绝”，成为教育学生如何书写作业、教师如何批改作业的样板。（照片19）
不仅如此，父亲支持学生创新、不拘泥于自己的思路。他经常说：一个老师要是没有教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个老师就没有尽到职责。父亲的好几个学生在化学界都很有名气，但又不局限于父亲的结构化学，而是各自在蛋白质化学、电化学、量子化学、晶体化学等领域开辟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有各自独特的创建，这是他最感欣慰的。父亲曾对我讲述1958年他到教育部协助厦大化学系田昭武（1950年本科毕业）、张乾二（1954年研究生毕业）两名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的经过。当时部里领导认为这两位青年教师都才毕业没几年，担心他们太年轻。父亲却十分肯定地说，他们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但已经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完全达到副教授的水平。最后教育部终于批准他们提为副教授。文革后这两位教师又都被首批提为教授，并先后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我理解父亲对我说这些往事的意思，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业绩，而是希望我能够在事业上走出自己的路来。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志向，总是充分尊重、尽力支持。1951年夏天，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参军参干”的号召。临近初中毕业的大哥瞒着家人报名并获得批准。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他不但没有责怪大哥，还专门去给大哥送行，鼓励大哥到部队去经受锻炼。后来大哥在部队一直干到退休。
对于子女的婚事，父亲的态度是关心、但不包办。我们兄弟姐妹的婚姻大事都是自己决定的。文革前夕大哥在部队结婚，父亲工作繁忙分不出身，让母亲代表自己去参加婚礼。我“文革”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工作。后来在当地谈恋爱。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父亲正因病住院。女朋友想到自己文化低，担心父亲是著名教授，会不高兴。没想到父亲在医院见到她时风趣地说：“这下我们家工农兵更齐全了。”（因为我女朋友从小生长在农村，父亲是工人，她当过兵。）女朋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结了婚。
在儿女的升学志愿问题上，父亲也是这样，既适当指导，又尊重儿女的个人志向。1962年我上高二时，学校邀请家长到校参加11月校庆活动。我回家跟父亲一说，他真的来了。老师们与他交谈，说我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他高兴地说：“看来咸池将来和我是同行。不过我说的是‘大同行’，就是搞数理化的，而不一定是搞化学的‘小同行’。” 1964年高中毕业前，父亲问我大学想学什么，我说想学天文。他说，天文当然不错，但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科学发展的重点恐怕不在这方面。父亲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他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改报了北京大学。可是由于其它原因我最后报考的是地球物理系，他虽然不太赞成，也没有坚持反对，让我自己决定。同时，他仍然鼓励我把天文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认为一个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同时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拓宽知识面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有益。一直到我进大学后，他还托人给我送来当时科学出版社刚翻译出版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大众天文学》，可惜1968年学校武斗时这本书连同宿舍里的其他个人物品一起丢失了。
我们成年以后，父亲在家更注意听取我们发表的意见、看法。1981年父亲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后常住北京。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比较多。父亲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这是他小时候在祖父开办的私塾读书时练出来的），名声又大，请他题词的单位和个人真不少。刚开始父亲是“尽力而为”，我一怕写得太多会加重父亲精力、体力的负担，二怕写得“滥”了心术不正的人也混杂其中造成不良影响，就向父亲提议：对青少年鼓励、鞭策的题词可以写；对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父亲是内行，但题词要有节制，评价尺度要适当；为企业公司的商品和产品题词一定要严格控制、十分慎重。父亲觉得有道理，以后自己把握不好时就常常找人帮着“参谋”一下。
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习惯于写繁体字。有一次我对他说，国务院公布有《简化字总表》，这是汉字的国家规范，虽然没有强制规定题字时只能写简化字，但特别是给中小学、青少年题词，还是写规范的简化字为好。后来，父亲在为中小学题词时，为了避免写繁体字和不规范的简体字，经常让我先把题词用规范的简化字写下来，他自己照着练习几遍，觉得手顺了，再正式题写。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人题词，即使有初步想法，只要不必马上题写，他往往也先搁着，等我从学校回家，让我看看、帮他出点主意。他对我说，题词不能太俗、要符合他的身份（一次要为一份科普刊物题词，有人为他拟了一句“科学普及一枝花”，父亲看了说：我的题词总不能像打油诗一般），又要评价贴切，还要尽可能讲究平仄、押韵、对仗。他要我从这几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他再最后定夺。父亲的文字功底好，再加深思熟虑，他的一些题词，像为元代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纪念馆所题“治水业绩江河长在，观天成就日月同辉” （照片20），为祝贺当代著名大气科学家叶笃正先生80寿辰题写的“叶茂根深东亚环流结硕果，学笃风正全球变化创新篇”（将“叶笃正”三字巧妙地镶嵌其中）（照片21）等，都为学界和世人所称赞。
痛别父亲
2001年6月4日晚，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们赶回福州时，看到物构所设立的灵堂里层层叠叠摆满了花圈，哀乐低回，悼念的人流络绎不绝，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唁电雪花般飞来。中央领导、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父亲工作过的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福建物构所、中国科学院，和许多院士都送了花圈，诺贝尔奖获得者、父亲的好友李政道、李远哲、Hoffmann等来电吊唁，解放后厦门首任市委书记林一心、临解放时曾经冒险为父亲通风报信的老友黄克立等都送来了花圈，已故黄席棠教授的夫人、年届八旬的高怀蓉教授亲临灵堂吊唁，已故尤德沣副所长的子女们联名送来了花圈，父亲一位早年学生已成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家，也发来了唁电，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台湾校友会、美洲校友会、澳洲校友会筹委会等都送来了花圈。早些年三弟曾经奋不顾身救起一名溺水儿童，当年的获救儿童现已出国留学，孩子的母亲特意来到灵堂吊唁，以儿子名义敬献的挽幛上情深意切地写着“教子有方、功德无量”八个大字。
在告别式上，父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悲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蜂拥而入，向他的遗体致敬，一位老人边走边哭、不断鞠躬并喊着：“卢老没有走！”，其情其景，催人泪下，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热爱的人民在一起。告别式后，父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途中路经福州大学路口，几百名未能参加告别式的青年学生冒雨列队站在道路两旁，默默地向他们的老校长作最后送别，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当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驶过厦门大学沿海时，眼望着巍然屹立的“五大建筑”，父亲的音容笑貌似乎仍在眼前，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为之奉献终生的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在一起。父亲生前多次说过：“我生长在厦门，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的故乡。”舰艇驶过矗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巨型雕像的鼓浪屿日光岩一带沿海，最终停泊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哀乐回荡在台湾海峡上空，我们把父母亲的骨灰混合在一起，象征着他们一世恩爱、永不分离，然后手捧父母亲白色的骨灰，伴着红色的玫瑰、黄色的菊花，也伴着我们晶莹的泪水，一同撒向蔚蓝的大海，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热爱的海峡两岸故乡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照片22）
父亲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子女将继承父亲的遗志，为科教兴国，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而继续奋斗。
（本文原载《永远的厦大孩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现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做了少量文字和史实的补充、校正）
